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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务报道

晚年杂忆

发布时间:2015-04-29 文章来源:民建广西区委 文章发布者:admin 文章作者:蒋闿明

我蒋闿明今年89岁,是原工商业者“三小”成员,1981年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,现是民建桂林市直属总支第六支部会员。

关于健康,心脑血管专家洪昭光曾说:健康有四大基石,一是合理膳食,二是戒烟限酒,三是适量运动,四是心态平和。我已年入耄耋之年,在这时候争取能写点“回忆随笔”,对社会主义建设提点有益的建议,动动脑子,兴许还能更加健康长寿,再活30年,发挥余热为建设特色社会主义,实现“中国梦”再作一点贡献吧!

少时的坎坷经历

1926年10月,我出生在湖南祁阳县书家铺农村中贫困家庭。在旧社会 ,穷人的孩子是被地主老财看不起的,在这样的环境下,我12岁时,便离开了家乡跟随父亲到桂林谋生活。两年伶仃漂泊,最终由友人介绍进一家私营循规机厂做学徒。在旧社会做学徒,学徒三年,帮师两年,前后定期五年,还要填写保证书和铺保。其中有这样两条:“在学徒期间,由厂方安排任何工作,必须听从指挥,不得反抗,如遇中途逃跑,由担保人赔偿住宿伙食费和一切费用;机器转动危险,学徒必得小心,如遇伤、病、生命危险,与本厂无涉”(实际上等于一张卖身契)。厂方供给最低最差的吃住宿,头三年每天工作就是抬抬扛扛,搬运工作、打扫车间、抹机床,为办公室烧茶送水倒痰盂,晚上守厂房(如是私人店铺还要帮老板娘洗衣做饭、倒尿、带孩子)。后两年才能上机床学技术。每月有点所谓的“补贴”仅够买肥皂、牙刷、毛巾之类。余下的钱,只能剃一次头吃两碗米粉。稍不注意,打骂是家常便饭,学技术也并不能学透,因为师傅会担心教会了徒弟抢了自己的饭碗。这样,我在桂林度过了五年受尽压迫剥削乞讨般的生活。抗日时期,我随厂疏散到平乐县,日本侵入县城时,我们逃到大扒镇,进入窑山,前后约两年之久。

抗日胜利后,我得以回转桂林。为了谋生活,自己动手开了一小修理店。三年内战时期,在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之下,苛捐杂税重重,物价一日三涨,“白色恐怖”搞得日夜不安,民不聊生,苦不堪言,加上家庭生活负担,简直把人压得伸不直腰。解放后,在50年代“五反”运动中,我通过联营拼店,把小小的修理店转型成为公私合营企业。有了固定工资收入,生活上也逐渐安定下来。但在不久后的文化大革命中,由于四人帮当道,我被归为公私合营企业中“民族资产阶级”,从此打上了“资本家的烙印”。当时背着“资产阶级包袱”干工作,心中很不是滋味。如在学习会上提出我不是“资本家”就要挨批斗,说是翻案反党反社会主义。在这种情况下,我只有忍气吞声,少讲话,多干活,不变成右派分子就是万幸。

直到1987年,邓小平主席主持十一届三中全会,在平反文化大革命冤假错案的基础上,落实了党的各项政策,将从原工商业者民族资产阶级中“三小”(小商、小贩、小手工业者)区别出来,使我切身感受到了共产党的英明与历史的公正。我终于可以安心继续发挥业务专长工作了。

令人振奋的思想培养

我接触新中国先进的思想理论并不晚。在工商联、民建两会教育培养下,我从1956年便开始参加市各界青年联合筹备委员会,先后担任过第一、二届青联委员,做过桂林市工商联委员,桂林市二、三届政协委员,桂林市四、五届人民代表,桂林市北区原民建老年支部主任以及到1988年区第二届民建委员。1957年,我在桂林市统战部政协与工商联合会主办的工商政校学习过。当时的校长由桂林市委书记冯帮瑞兼任。冯书记有时会在报告中穿插一些政治理论课。在四个月的脱产学习中,我逐步懂得了“社会发展规律”,懂得了要从劳动实践改造中去掌握自己命运的道理。

印象最深刻的是1960年春节前后,我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“全国民建工商联两会代表大会”。在两个多月(68天)学习中,我们进入人民大会堂听了陈毅、李富春两位副总理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报告,学习了党对民建工商联的统战政策方针:从团结的愿望出发,通过批评教育达到团结。会议以“三不三自”为教育内容。三不教育即:“不打棍子、不抓辫子、不扣帽子,和风细雨,畅所欲言”,达到团结教育的目的。三自教育即:自己提出问题,大家自己讨论、分析问题、自己认识解决问题,达到自己教育自己的目的。我们进一步理解了当时刘少奇主席提出“顾一头,一边倒”的涵义,要顾社会主义这一头,改造资本主义那一头,倒向共产党这一边,做到听、跟、走,听共产党毛主席的话,跟共产党走,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;进一步体会到周恩来总理的铭言“人活到老,学习到老,思想改造到老”的重要性。

会议期间,我们在中南海怀仁堂受到了毛泽东主席,刘少奇副主席,朱德委员长,李富春、谭震林副总理,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,全国工商联领导人陈叔通,全国民建主席黄炎培老人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。团中央还为当时出席两会工商联的青年代表召开了茶会。当时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出席茶会并作了讲话。胡耀邦在讲话中提到:“你们工商界青年认为自己30多岁,已超过25岁退团年龄,有“自卑感”。胡耀邦说自己超过18公岁(36岁)还在做青年人的工作,将来有好多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要你们工商界青年去做,希望工商界青年要丢掉“自卑感”的包袱,鼓起勇气,轻装上阵,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多做贡献才对”。胡耀邦同志短短几句话,给我带来在工作上的干劲。

无法忘却的组织关怀

1960年三年困难自然灾害期间,民建、工商联组织向我无偿提供了生活补助,使我一家人渡过难关,家中没有一人受饿。这事在旧社会是办不到,也不可能做到的。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,人民生活才能得到真正的关心。

1984年,我胃开刀住院时,单位工会和民建、工商联两会组织领导到医院看望我,并给我病中困难补助,使我再一次感受到组织的温暖。我胃开刀后,本来可以病退,也有人劝我病退后出来开修理铺单干或到广州、深圳有高工资的地方去工作,这些我都没有去做,因为第一:是感谢民建和工商联桂林地方组织40多年来对我的教育和培养;第二:共产党关心我的生活,一家渡过难关,没有饿倒人,使我对共产党有了报恩思想,对社会主义祖国有了热爱感情。我只有一个想法,就是留在桂林,继续为桂林建设添砖加瓦。

回忆近十年来,八月中秋节、老人节、春节前后桂林市统战部、工商联民建两会将慰问品送到各人家中,尤其是201494日,民建桂林市委会主委郑毅、副主委李丽君、秘书长秦胜忠在支部主任陈萍的陪同下,来到我家探望慰问,与我畅谈往事,回忆过去。领导们对我们原工商业者“三小”成员的高度评价,使我很受感动。我要继续以周总理的三句话:“人活到老,学习到老,思想改造到老”,“要继续发扬民建组织老一辈在共产党领导下艰苦奋斗,自我教育的优良传统”和“老牛明知夕阳短,不用扬鞭自奋蹄”的精神,争取跨百岁,到时将再向工商联和民建组织作第三次汇报。

老牛明知夕阳短,不用扬鞭自奋蹄

1987年我61岁退休后,到1989年,我由原单位桂林水泵厂聘请回厂,到临桂县水泵厂分厂工作。八年的工作中,我每月只领到250元生活工资补贴费。八年多来,我负责分厂机床设备修理和技术指导,以“老牛明知夕阳短,不用扬鞭自奋蹄”的精神为四化建设培训一批新工人技术队伍,发挥余热,为四化建设作出一点贡献,直到七十岁才停止工作。

在临桂水泵分厂工作八年前后,我断断续续写下了《晚年回忆随笔》。内容有名人铭言语录,还有几年中各个节日的感想,《庆祝香港回归》、《我爱桂林山水风景》等散文和一些来往书信以及工作学习总结等。一是消磨打发业余时间,抒发思想感情,二是使自己晚年思想感情有所寄托,活着要有意义,空时翻阅,再作自我教育。

我不断回忆起40年前周恩来总理提出的警语:“人活到老,学习到老,思想改造到老”。作为一个退休后的老年民建会员、工商联“三小”成员来讲,我认为要做到“人退休,思想、学习不要退休”,要关心国家前途发展与自己生活命运相结合起来。这就是掌握自己的命运。

现在年纪大了,为了使自己不要忘记过去,不要忘记在困难中的艰苦生活情景,更不要忘记在共产党培养教育下,在建设社会主义艰苦奋斗中的学习、工作、生活锻炼经历。“一生艰难困苦,尝尽苦、辣、辛、酸”,“身经千锤百炼,思想毅力乐观”,要使自己在思想上不要过早地老化,不受干扰和污染,因此必须要继续加强政治学习,要用周恩来总理所讲的“人活到老”精神,不断重温“邓小平理论”、“毛泽东思想”来提高对世界、人生、价值观的认识,去理解,去运用,才能跟上形势的发展,与年轻一代缩短思想上的差距,并对年轻一代有所期望。

最后,再一次回忆自己一生坎坷不平的生活道路,得出的另一条结论是:冷不到、饿不到、不闹毛病、不住或少住医院,多活十几二十年比什么都强。俗话说得好:腰缠万贯家财,夜眠不过尺宽。荣誉是过去的,地位是暂时的,财产是后人的,唯有健康是自己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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